2021年，一部主旋律电视剧大火。

《觉醒年代》的火，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

在汉语语境中，百年是一个沉甸甸的概念，充满了“To be or not to be”的叙事。

一百年前是救亡图存，民族与国家风雨飘摇，无人可以苟且，亟需觉醒。

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国博弈波诡云谲，百年未有之变局，同志仍需努力。

有人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成功的“创业者”。

1921年，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一栋石库门式的二层小楼，当代中国发生的几乎一切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原点。

百年后，一大时全部党员仅57人，如今已经是9200万，稳居全球第一大政党。从初创时想求一个安静的会议室不可得，到如今管理着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海域。

今日之中国早已度过被瓜分豆剖的危机，GDP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更是超越了百年宿命的对手日本，被曾经眼高于顶的美国确认为“头号竞争对手”。

回顾百年历程，突然发现，有两个领域对中国的基本叙事影响深远——

其一是高技术，不仅是大国重器，更是藏于其后的基础研发体系；其二是金融，它是所有事业的输血系统和润滑剂。

英国经济学者约翰·希克斯曾有一句名言，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事实上，以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金融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幸运的是，中国金融业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别人上百年的路，如今已经站在了互联网金融革命的潮头。

2010年前后，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当时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一扫美国、日本银行霸榜的历史。

2020年，《财富》500强公布，排名21位的中国平安成为当世规模最大的金融企业（注：排名前十的伯克希尔·哈撒，并不只是金融，还涉及能源、交通、工业等等）。

历史的耦合有时候是令人惊叹的。

平安的起点也毫不起眼——

1988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路北6栋一层。

这家初创团队13人注册资本4200万的公司，32年后的今天，员工总数已超过140万，年营收接近1.2万亿。

有意思的是，细数今天中国世界性的大企业，几乎都是扎堆在那两三年诞生的。

比如草创于深圳南油新村A区16栋8层的华为。

它们是大时代的舞者。大时代的舞者，也必然要承担大时代赋予的使命，亦如它的先辈。

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性力量的现代性毋庸置疑，这也体现在它早期的金融实践方面。

1927年后的中国革命史，几乎一直就是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而金融则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东固平民银行，是苏区第一家银行（注：更早的还有蛟洋农民银行，但存在时间不足半年），它成立于南昌起义的后一年，位于赣南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当时，敌人为扼杀这一革命根据地，意欲经济封锁、断绝物资。“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支持革命战争，开展经济斗争与经济建设，巩固、壮大革命根据地，就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苏维埃银行”——这便是东固平民银行的由来。

红色中华的金融史也由此开启。

除了东固平民银行，因为苏区基本处于被分割、封锁的状态，很多苏区都有自己的银行，比如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这一状况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组建中央银行也没有改变。

红色金融业从出生就注定要以弱敌强，为自己在夹缝中杀出一条生路。

它的对手强大无比——不仅有四大家族开办的国家银行，地方军阀、商业资本的地方银行、钱庄——以中央苏区为例，市场上使用的货币常常就超过5种，更危险的是，还有数十万敌军的封锁。

今天银行干的事情，当年的银行一应具备，发行货币、揽储、放贷、驱逐劣币、稳定币值、激励流通……在动荡时代，最直接的目标还是打破经济封锁。

第一批从业者早早就抓住了金融的核心是“信用”的要义。

苏区银行完成的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发行公债，协助红军打赢了第一、二、三次反会剿，保住了苏区。

启动资本仅20万的中央银行，通过发行公债，撬动60万资金，帮红军筹措物资，建设巩固根据地。

当年苏区公债的认购热度不亚于今天中国在欧洲发行的负利率欧元债。

红色中国创造了很多金融业之最，世界上最袖珍的央行，还有长期流动的央行，直到1949年，红色金融开始彰显大国气象。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23号，这里曾是清政府度支部印刷局所在地，印制了“大清银行兑换券”，此后也一直是不同时期货币重要的印刷点。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委员会接管了这里。这是中国金融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红色金融完成了从农村包围城市，占领全中国的目标。

1949年后，中国金融的使命依然是在恶劣的国际大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为国家拼出一条生路。

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应对强大的外部敌人的制裁和封锁，中国直到1970年代末，全国金融业就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

而从只有一家银行，发展到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全领域的金融体系，自1979年改革开放始，中国仅仅用了十几年。

这十多年，是中国金融业最波澜壮阔的时代。

1979年陆续恢复建立各类银行；

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1981年、1982年重新发行国债、企业债；

1984年，第一只股票发行；

……

政策春风涤荡了中国的边边角角，中国金融乘着东风便有了令人瞠目的大变样。

平安就诞生在那个时代，对于这个金融企业的成立，《深圳市大事记》是这样记载的：

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在我市蛇口开业。

29个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但如果你了解那十多年，那个时代，就会知道能留下这样29个字，已经殊为不易。建国以来第一家合资创办的金融保险企业，第一家混合所有制的保险企业，这代表了中国金融体系与机构创新的重要突破。

如外部传记《大道平安》中描述的：

“当时谁也无法想象，未来它们对中国金融格局、中国人的生活会产生多大影响，又将在与外资保险公司的较量中承担怎样的责任。”

“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事业往往都是逼出来的。

在纪录片《华为的真实故事》中，华为最初主要是代理销售香港的交换机，靠着特区的政策优势，小日子很滋润。直到有一天，从香港拿不到货了，才终于把华为逼到必须做自己产品的路上。

待在居民楼的楼顶，拿着一个大茶缸的任正非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将来世界通讯业，我们要三分天下取其一”。

今天倒过头来想，他那时哪里来的底气？

也许，他们内心的涌动早已和时代的脉搏发生了共鸣。

1986年，招商局举行“仁济和保险公司”成立100周年座谈会，31岁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社保公司副经理马明哲发言：“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让工业区重操旧业呢？”

中国开放如火如荼，他一定想起了当年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保险公司，导致中国货船要么被外国保险公司拒保，要么被收取高额保费的屈辱历史。

所谓国运即商运，核心企业的命运注定要与时代连接在一起。

没有1987年深圳出台的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任正非不会想要创建华为。

而没有1986年国家把广东列入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也就不会有平安的诞生。

马明哲曾在《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中写道：

“民族的强大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人民才能扬眉吐气”、“中国崛起的背后，一定是以几家全世界最杰出、最优秀的企业作为支撑，平安必定是其中之一”。

虽然只有32年历史，在世界金融巨头眼中是一个后来者，但是平安的追赶速度却极快。

平安经历了三次脱胎换骨般的跨越：

第一次，率先引进寿险营销体系与现代计算体系，率先引进外资、外脑，为飞速成长打下基础；

第二次，开创性地打造了综合金融体系，业务种类从单一财产险，发展到寿险、银行、资产管理、证券、信托等领域，是中国少见的拥有金融全牌照的企业。

第三次，金融业率先跨界向科技、医疗全面进军，孵化出一批独角兽企业。

这三次主动的战略调整，和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都密切相关。

第一次，当然是响应党引领下的改革开放的召唤。国门刚刚打开，中国保险企业需要学习，需要借鉴，更需要探路，平安敢闯敢试，破土而出。而随着综合国力与国民财富的急剧上升，打造综合金融，满足国家、企业、民众的金融需求，又成为当务之急。至于第三次，全球数字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向科技、医疗跨界进军，更属刻不容缓。

今年5月25日，平安成立33周年前夕，马明哲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

“平安有幸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中国平安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离不开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和客户信赖的深层涵养。”

确实，平安这一路走来，在党的带领下，在党缔造的和平稳定发展的环境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性小型财产险公司，发展为一个能代表中国现代金融业目前最高水平且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金融集团，建立了西方跨国保险公司需要百余年才能实现的业务网络、资产规模与企业价值。

在世界前十大保险公司中，包括德国的安联、法国的安盛、美国大都会人寿、瑞士的苏黎世金融集团等，平安是最年轻的企业，其余国际巨头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平安的“综合金融”，甚至被某些华尔街观察家称为“孤品”。

如今，中国每1000个人有1个是平安的员工，每7个人有1个是平安的客户。平安平均每天缴税3亿元。平安一家集团的市值，就与整个上海滩上市金融企业的市值总和相当，包括交通银行、太保、申银万国等知名上海金融公司。

平安只是中国大企业集体成长的缩影。

2020年，财富500强，中国企业数首次超越了美国。

这份名单是中国追赶世界的一个隐喻。

大国博弈，不止是国家与国家的较量，更是企业的近身肉搏。做好、做强、做大中国企业，就是对国家最好的服务。

至少，在大企业的博弈层面，平安足以在金融业代表中国。

进取的企业常怀有强烈的危机感，更何况中国近一百年来大多处于追赶者的地位。

平安把“来自于市场瞬息万变、优胜劣汰带来的深刻危机感”作为平安文化的基因，不断自我超越，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大约早在2008年前后，平安就开始了“金融+科技”的探索，现在已经进入了“金融+生态”探索阶段。

平安是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最成功的的企业，只有这个途径才能在老牌资本主义把持的金融帝国围墙上打开缺口。

马明哲曾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我把精力聚焦在今天，平安就没有明天。”

数字化发展，是他对“明天”的重要预判。近期，马明哲公开阐述了对于数字化的理解。

在他看来，数字化是21世纪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升生产力的基础工程，是人类跨越式提升认识水平和能力的革命性的进步。

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革命，更是一种认知革命，是人类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革命。

他率先意识到数字化将对人类、对社会、对企业带来的巨变，将“全面数字化”作为平安第四个十年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工程之一。

过去十多年里构建起来的科技实力，成为平安应对数字化的重要武器。

近十年来，平安的科技研发人员从几千人扩展至3.5万，科技人员近11万，科技专利申请数累计超过3.1万项。其中，金融科技、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数位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专利申请位列全球前三——当代中国敢打上“科技”标签的老牌金融企业，平安实至名归。

而在科技与场景结合方面，更是独步江湖。

在客服务场景中，平安智能语音机器人已覆盖集团83%的金融销售场景、81%的客服场景，全年累计服务量达8.5亿次，可实现每年座席成本下降11%；在员工招聘场景中，AI面谈官已累计面试超600万人次，累计减少人工面试68万小时，极大提升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平安普惠已经服务了超过1100万小微为主的普惠金融人群，无抵押贷款占比74%，借助科技运营成本降低了58%。

“一个金融企业搞科技有什么用？”

通过在数字化浪潮中的先行先试，用科技赋能自身，再向外围辐射，对销售、产品、风控、服务、经营、管理、医疗、城市服务等各个方面全面、彻底升级，平安有力回答了这种质疑。

2020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数字经济规模美国排名第一，中国位居第二，数字经济规模近40万亿人民币，但与美国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在全球数字化大潮中，中国企业更需承担起时代使命，追赶、超越，为中国数字化的向前一位积蓄力量。

而马明哲的前瞻视野，让平安在金融企业数字化中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

这或许是当今中国核心企业的共性——着眼于明天，先于他人，在时代浪潮中甄别机遇；敢闯敢试，敢在预判正确的赛道上下重注；勇于承担时代与国家使命，在党的带领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大做强，快速超越，领全球之先。

回首一百年前，一个政党诞生，它用了半个多世纪基本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个来之不易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窗口期，中国幸运地诞生了一批核心企业。

抓住每一个命运转换的时机，为国家趟出一条新的上升之路，这是中国企业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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