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其一，充足的劳动力为纺织服装、轻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带来了显著的成本优势和发展机遇；其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聚集，催生了地产、基建及其相关行业的繁荣；其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消费品行业打开成长空间。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传统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正不断减弱，依赖人口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而“工程师红利”正是这一转变的核心体现与关键动力。

从要素禀赋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11年，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我国科学家与工程师总规模接近2000万人，与G7国家同类人才总量相当（数据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且我国工程师的勤奋程度、研发效率和规模增速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工程师数量的增长并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正如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一样（非洲许多人口大国经济并不发达）。工程师红利能否有效释放，关键在于产业发展阶段与政策环境的匹配。投资过程中，我们更关注红利刚开始释放的一些产业，如2019年前后的电动汽车、光伏、医药研发外包等行业，正是在工程师红利的支撑下，凭借全球领先的研发效率和迭代速度实现快速成长。站在当下，我们认为创新药、自主可控、人工智能等许多领域，正处于工程师红利加速释放的初期。

创新药行业是工程师红利的典型载体。过去二十年国内高校培养出大量理工科人才，加上众多具有海外背景的研发人才回国，为行业积累了雄厚的研发力量。配合国内庞大的患者群体、较快的临床入组速度和近年来政策的持续支持，工程师红利得以转化为极高的创新药研发效率。尤其在大分子药物领域，全球研发正朝着更复杂的药物范式推进，我国在抗体偶联药物（ADC）、双抗、三抗等领域具备一定优势，有望引领全球医药创新，更多亮眼临床数据与BD出海案例将持续涌现。

自主可控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底层技术的突破是科技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石，而我国庞大的科研人员与工程师队伍，正是推动国产替代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力量。在政策支持与技术迭代的双重驱动下，国产化替代与产业升级正加速推进：半导体设备、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科学仪器等关系产业链安全的“卡脖子”领域，一旦实现产业化突破，不仅能快速替代国外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还可凭借成本优势出海抢占全球市场，为科技企业打开巨大成长空间。

人工智能领域亦是中国具备显著工程师优势的赛道。人工智能已成为继“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革命”后的新一轮全球科技浪潮。在算力基础设施领域，我国正利用制造业优势进行产业链配套；在未来全球大模型技术成熟并进入行业应用阶段，我国海量的数据资源将是AI发展的重要基础，庞大工程师队伍更将推动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快速落地。需要强调的是，无需担心工程师会被AI替代；相反，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熟练运用AI工具的高层次人才将成为未来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之一，而中国在这方面优势显著。

如今，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已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极致的研发效率、快速的迭代能力与显著的成本优势，正助力我国科研机构与企业不断突破科技壁垒。未来，我们有望见证一批又一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也期待能伴随这些企业，共同实现商业价值的跃升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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